斯大林被蔣介石怎樣羞辱後才開始支持廣州起義?(2)
從1923年簽署《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至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莫斯科一直視國民黨為“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而中共在莫斯科看來，暫時還是一個比較弱小的黨。蔣、汪等人相繼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無疑是狠狠地抽瞭莫斯科一記耳光。此時莫斯科的心思是極其復雜的……
【蘇方明確同意廣州暴動計劃並提供經費支持】
1927年12月9日，莫斯科又一次收到諾伊曼發自廣州的密電： 堅決請求立即給我們指示，我認為暴動時機已完全成熟，拖延會給力量對比帶來不利變化，因為鐵軍將回來，我們的部隊將調走，汪精衛的正式政府將成立以取代現時的空缺狀態。工人的勝利對整個中國會有無可估量的意義。這裡的領事館實行的是同張發奎進行談判和不舉行起義的腐朽的驚慌失措的方針。 同日，諾伊曼再次給莫斯科發來密電： 如果我們收不到對今天這份電報的答復，我們就於星期一清晨發動。 莫斯科很快舉行聯共（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批準廣州起義計劃。12月10日，斯大林致電諾伊曼： 關於廣州事件的電報收到。鑒於群眾中存在一定的情緒和當地比較有利的形勢，不反對你們的意見，建議行動要有信心要堅決。
以這封密電同1927年7月25日莫斯科發給中共的有關舉行南昌起義的答復密電相比，這封密電內容清晰、態度明確，而7月25日那封密電則含義模棱兩可：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 電文看上去意見 非常全面 ，實際上是反對舉行南昌起義的。
那麼，為何斯大林對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的態度如此迥異呢？
首先，從1923年1月26日簽署《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至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莫斯科一直視國民黨為 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 ，而中共在莫斯科看來，暫時還是一個比較弱小的黨。蔣、汪等人相繼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無疑是狠狠地抽瞭莫斯科一記耳光。此時莫斯科的心思是極其復雜的，既憤怒於蔣、汪等人的背信棄義，又不甘心自己多年的努力和付出付之東流，同時對國民黨還沒有完全死心，正是這種心思使得莫斯科對南昌起義採取瞭表面上贊同、實質上反對的態度。
其次，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以及隨後南昌起義的失利，使得斯大林頗受黨內反對派托洛茨基等人的指責。比如，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大綱》中指責： 中國革命4月的失敗，不僅是機會主義路線的破產，同時也是官僚主義指導方法的失敗 ， 蔣介石在上海叛變以後，4月23日共產黨中央和武漢 左派 共同發表瞭一篇宣言，在宣言中說：我們後悔，事前沒有準備，現在我們隻好說一聲真實的慚愧吧！（4月28日《真理報》）這幾個懺悔哭泣的字中除瞭作者的原意外，已經把斯大林對於中國革命步驟的估計無情地駁復瞭。 在這種情形下，斯大林亟需以實際行動和實際效果來反駁反對派對他的指責，因此，他對廣州起義寄予瞭厚望。
第三，斯大林也搞瞭調查研究。除瞭上文所述1927年9月14日會議上將軍們的樂觀言論，以及諾伊曼幾次來電聲稱廣州暴動恰逢其時外，其他渠道匯集到莫斯科的情報也對莫斯科的決策產生瞭影響，如赤色工會國際駐上海代表米特凱維奇發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密信指出： 在像廣州這樣的地方，蘇維埃可能也應該作為暴動機關在奪取政權的鬥爭過程中建立起來。對廣州的指望暫時兌現瞭：工會合法化瞭，即將召開廣泛的工人代表會議，黃色工會被驅逐瞭，有五個縣被農民隊伍佔領，那裡進行著一場真正的革命 等。
早在1927年8月5日發送給佈留赫爾的密電中，莫斯科就指出： 我們不憐惜錢，我們已經給您寄去瞭，但是在上海被截留瞭。糟就糟在沒有寄送的渠道。請告訴我們渠道，一切就會就緒。我們將盡一切可能去辦。 與此同時，斯大林指示加拉罕 立即跟加馬爾尼克商談，並從海參崴派遣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員帶去30萬美元 。
當事人的回憶也証實瞭莫斯科對廣州暴動曾給予瞭經費支持。俄羅斯歷史學博士、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烏索夫 維克托 尼古拉耶維奇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財政援助》一文中，披露瞭諾伊曼的太太瑪加雷特 佈貝爾 諾伊曼關於廣州起義的一段回憶： 他們（指諾伊曼和羅明納茲 筆者註）乘坐一艘大型遠洋輪船，繼續向香港航行 當然，他們是用假名字旅行的，並且舉止盡量不引人註意。他們最操心的是箱子裡的貴重物品。他們兩人輪流在艙裡值班守護。可是，當輪船行駛到下一個港口，要停靠幾個小時，所有乘客都上岸觀光城市去瞭，這下子兩個人犯瞭難。怎麼辦？是留在船上招別人猜疑嗎？還是把貴重行李留在船上無人照看 最終，他們在確信無人註意之後就上瞭岸。當他們回到碼頭的時候，聽到瞭一個糟糕的消息，乘客們被告知不能再上船，因為很快就刮臺風。輪船因為要遵守航行時刻表，已經開走瞭 就在絕望的時候，諾伊曼和羅明納茲找到瞭一條破舊小船的衣衫破爛的船主，那條小船勉強能在海上行駛。小船主人同意把他倆送到船上，條件是得付他一大筆錢，他確實用他那隻可憐的小舢板將他倆送到瞭已經準備起航的輪船上。手提箱沒人動過。可是，他們不希望出現的情況恰恰出現瞭：他們招人註意瞭。不過這沒有妨礙他們順利抵達香港，再乘火車抵達廣州。 該文繼續寫道： 在廣州的一傢旅館的房間裡，他們見到瞭中共廣州分部的負責同志們，他們應當將經費轉交給這些負責同志。中國人數瞭兩次美元，情緒有些激動，低聲嘀咕著什麼，不知何故又進入隔壁房間交談瞭一會兒，然後告訴共產國際的兩位密使：錢數比等待和告知的數額差瞭3000美元，兩位密使很震驚，這意味著當他們不在的時候，有人動過箱子。他們請中國人再點一遍錢，錢數仍是那麼多，他們要求往上海打電話，詢問箱子裡究竟放瞭多少錢。來自上海的答復更加出人意料：所說出的數目比羅明納茲和諾伊曼所帶來的錢還要少2000美元。
諾伊曼太太的上述回憶，一方面証明共產國際確實向廣州起義提供瞭經費支持，另一方面也表明共產國際在財務管理上存在一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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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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